1、先声明下，这个主要针对周刊周报或者日报的深度版而言，日报条线记者的领域划分不在断想之列。

2、做财经是首选，薪资上涨可预期，人脉积累可增值，写写软文是寻常事，改行亦极方便。财经领域是改行最多的报道领域——相信统计数据会支撑这个结论。不同的财经媒体改行亦各具特点，如21经济报道的多改做公关，第一财经周刊的多改做商业。

3、做文化的能和名人混个脸熟，人脉越久越值钱，更兼多可慢工出细活。最不济也可靠给朋友写写影评书评来事儿。

4、做人物的节奏也好办，放长线钓大鱼，跟泡妞样慢慢泡，功夫到了自然成，不成也不打紧。基本不会像跑调查的社会记者一样吃闭门羹灰溜溜回去。稿子能做不能做，出差前心里基本有谱。拼的主要是做功课的本事与沟通能力

5、做评论的也活泛，不小心就做成学者。更活泛的，可自己写稿和别的媒体时评编辑换着发，做个快活的时评匠。

6、以上诸点，是业内基本状况（自然不包括那些真正敬业、有理想有情怀的同行），其共性就是资源累积可增值，节奏可控。反之，最惨的就是混社会的：做十年和做三年不会有太大差别，常常要跑突发。

7、混社会的虽然最惨，但90年代以降至本世纪初，亦有过十年黄金时期，人称江湖四大长老的王克勤 、赵世龙、郭国松、杨海鹏，俱都成名于这黄金十年。彼时，平台不多，汉奸系几乎一家独大，记者一篇揭黑文章即可名扬天下。

8、到2003年的孙志刚案后，这黄金十年基本进入尾声。自此，记者靠一篇稿子一夜之间扬名天下的情况，已然不复多见。传说中的江湖四大长老亦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9、自此之后，社会报道一分为二，时政和法治报道成为两大分支。先说时政，2002年前后南周开创的“伪时政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的“国际时政报道”等区别于传统党报的擦边球式梳理/揭秘/解释性报道，成为此类时政报道滥觞。此事林楚方和连清川比较熟悉。

10、另一支是法治报道，这支常依赖对突发案件做走向判断，习惯和民办律师协同作战，渐成近十年来社会热点事件的主要底色，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上相信都具备不低价值。另外，这两支常杂交成“时政型法治报道”或“法治型时政报道”，如陈良宇案、重庆案报道等，都属此类。

11、从物质利益的性价比角度看，从事社会新闻报道的同行，基本处于行业分工最底端，甚至比不上日报的条线记者，后者往往能获得某些职务带来的便利与实惠。因此，这个领域的同行，入行初多是被类似王克勤的理想主义感染（或者说忽悠），入行后多半得靠职业荣誉感在支撑（或者叫硬撑），我曾总结为“为虚荣而奔跑”。

12、混社会，总感觉还是要慢慢走专业化的套路。但不可避免的是大部分报道还是要拼体力和碰运气，即所谓“仰仗陌生人的慈悲”。但也正是这种拼和碰，在艰苦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底线。

13、因此，平心而论，我愿意把最高的敬意献给跑社会的同行，也完全理解他们中的不少人急于改换领域甚至改行的想法。如何混社会？这个领域的出路何在？国内外的同行有何借鉴之处？想请 @展江 @王天定 @张志安 等诸位师友来帮着出出主意。

2012年5月1日，谨以这十三条微博，献给那些此时此刻仍然在奔跑“混社会”的同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