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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政富案里纠结的中国新闻人

重庆雷公案出,倒了一个雷政富,红了一个纪许光。媒体上看到的是万众齐笑雷书记,但在新闻业内,“雷书记”所引发的震动,远不如“纪记者”所带来的冲击。
  
  纪是原南方都市报记者,雷公案中,他把从爆料人处拿来的信息,用挟三十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以炫目的风格和夸张的手法,包装成狂飙突进的李逵式叫阵,引爆了这起官员丑闻,短短三天之内就吹落了雷书记的乌纱帽。
  
  纪收获了如雷的掌声与极高的赞誉,各大网站都争先请他做访谈。他以英雄凯旋般的姿态在各种场合炫耀这套闪电战手法。“高调反腐,我之选择。完美胜利,我之骄傲”——纪开创的这套句式,成为微博上造句大赛的蓝本。
  
  与此同时,他几乎所有原来的同事,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垂头丧气般的沮丧和羞耻,大家心照不宣地在微博上讥讽和生闷气。
  
  他在原来报社的领导含蓄地感叹,一个新闻人的成熟度体现在能将自己职业与艺术家、布道者、专家学者、社会活动者,甚至侦探划清边界,虽然看上去似乎有他们的影子。至于,什么英雄、菩萨、阿修罗……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一位原来的女同事则按捺不住愤怒,激动地质问那些停留在讽刺和沉默中的同事们:难道你们根本对自己的行业不负责任?可是为什么不可以集体说出真相?几十万粉丝真的是一台有效率的谎言播种机了?他会越来越放肆并且不可控制,关键是这种毒快餐会把经过训练、思考、自我节制和关注伦理的新闻挤出信息市场。
  
  最刻薄的评价,来自于一位北京的同行。他觉得纪应该被送到精神病院,因为他已经是自恋自大成狂的病人。
  
  这些同事们的恼怒,是因为不满纪的身份——他已离职却还是喜欢以原来报社的记者自居;也不满他此番雷公案里的行事风格,包括获取爆料时的暗度陈仓,质疑时的虚张声势,以及对事实可能存在的剪裁。
  
  更重要的不满是,这些表现,不过都是他过去一以贯之的夸张风格的延续。
  
  他像是党和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每到一处多半号称会被抓被打被跟踪。又像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大反派成昆,每到一处必风波大作。总之,他总能会迅速把自己置换成为舞台聚焦的中心。
  
  他自称是佛教徒,行事风格却总是带着霹雳般的想象,充满着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对报道对象背后那些若隐若现的机构,他常常会无来由的对空发出“来砍我呀,劳资就在这里”的怒吼,律师斯伟江说这是他的G点。
    
  纪曾经的同事称,他在报社内部的一些离奇作派,早已成为笑料在圈内隐秘地流传。
  
  对这类质疑,纪通常会挽起袖子露出隐约的伤疤,拍照发到微博上,怒斥对方是躲在阴暗中中伤勇士的懦夫。与此同时,他同样活跃在微博上的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声援爱人。
  
  这些杯葛并不妨碍他依旧收获如雷的掌声。绝大部分公众,包括那些业内距离他较远的媒体人,批评那些杯葛他的同事以及那些离他较近的同行,不应当吹毛求疵,不应当算旧账,应当分清敌我,应该看到他确实干出成绩来了。“效果在那里摆着,你们有本事也曝光赶一个厅级干部下台!”一位年长的新闻业界前辈这样说。一位刑辩律师承认纪的瑕疵,但更愿意赞颂他的勇气,“毕竟他敢站出来,敢去重庆单刀赴会,一勇遮百丑啊!”
  
  这一套确实行之有效。他夸张的风格毫无疑问是令人反感的炒作,但这种炒作会很有效的招揽来追随者,而大量的粉丝会迅速提升知名度,爆料与求助的信息又永远只会围绕舞台上聚光灯下的主角。
  
  知名度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触碰一个三十万粉丝的记者,自然会比动一名低调的普通媒体人要忌惮很多。对这种可能存在的加害的恐惧,又会置换对知名度急剧提升的渴望,再置换为持续的高调与夸张的炒作。这是一个眼球争夺战式的循环。
  
  纪乐于这种循环,并为之辩护。“谁规定了报道必须低调?”他愤怒地质问,“要允许每个记者有自己的风格!”
  
  实际上,除了高调和夸张,没有证据证明纪在这些事情里有明显的不轨行为,如收受财物等。也很少有人怀疑高调和夸张背后,纪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迷恋。即便是习惯沿用原来单位的记者身份,纪也存在可以理解的苦衷。在一个新闻管制的环境里,公民记者并不具备采访和调查的合法性。
  
  即便是那些激烈杯葛纪的媒体人,也承认这个无奈的现状。但令他们痛苦的是,在中国,公众永远习惯用这个群体里最糟糕的那群人来代表对这个群体的观感。更糟糕的是,他们永远分不清什么是糟糕的和好的。
  
  在这种痛苦的纠葛里,一个叫鞠靖的记者感叹调查记者群体的自净机制是外人无法理解却又与生俱来、不可缺少的。它如何产生、如何运行、为何重要,三言两语无法说清。但能否认识到并接受这个机制,其实也是判断其是否真正融入这个群体的指标之一。
  
  另一个叫龙灿的调查记者开始提出社会需要一个能支持公民调查记者的公益基金,能解决公民调查记者的基本采访成本,也能避免向任何一方当事方报销费用的灰色行为。
  
  总之,对这次雷公事件里纪的作用,对纪这个炫目的记者,新闻业外和业内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最悲剧的是,这种分歧同样存在于新闻业内,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之间。可以想见,在中国,这个行业的职业标准和共同体程度尚在混沌与蒙昧之中。这就是雷公案里中国新闻人纠结的根源。
  
  石扉客
  2012/11/29 

(供IBTIMES稿)
  
  http://cn.ibtimes.com/articles/17049/20121129/5051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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